> 台东镇网 > 资讯 > 青岛 > 波螺油子 >

郑道昭被誉为“书法北圣”魏碑为父“平反”

时间:2017-01-05 08:32   来源:城市信报   编辑:钧甯
郑道昭被誉为“书法北圣”他借天柱山魏碑为父“平反”

提起“书圣”王羲之的名字 ,可谓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,但说起郑道昭,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。实际上,在中国书法史上,郑道昭是个响当当的人物,其书法造诣堪与王羲之比肩,人称“南王北郑”。

郑道昭是“魏碑体”鼻祖 ,其书写的魏碑体突出体现了我国书法由隶书到楷书的转变,故受到古今书法家所推崇。他在青州玲珑山的魏碑石刻,与莱州云峰山、平度天柱山的《郑文公碑》并称“魏碑三奇”。

不过话说回来,郑道昭虽然书法造诣精深,但在史书中并没有他擅长书法的记载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郑道昭在平度天柱山留下的《郑文公碑》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?今天的《发现青岛》,我们就来说说郑道昭。

他深受北魏孝文帝赏识

郑道昭(455~516年),字僖伯,荥阳开封(今属河南开封)人,北魏著名政治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。他是三国时曹魏将作大臣(官名)郑浑九世孙,北魏大臣郑羲的儿子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特别重视世家大族,郑道昭家族便是一个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。他的家族“荥阳郑氏”自西汉时期就屡出高官 ,到北魏时期已经和博陵崔氏、陇西李氏、赵郡李氏、范阳卢氏、清河崔氏、太原王氏并称为“五姓七家”。郑道昭的父亲郑羲是北魏大臣,曾被封为荥阳侯。郑道昭的妹妹是北魏孝文帝的妃子,他的妻子是皇帝亲信大臣李冲的女儿,一门荣耀。郑道昭出身名门望族 ,父亲郑羲不仅是朝中重臣,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。郑道昭“少好学,综览群言”,在父亲的指点下,接受了严格的儒学教育,23岁时就在北魏朝中当了秘书郎。当时北魏的皇帝是大名鼎鼎的孝文帝拓跋宏,他本人十分向往汉族文化,于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。北魏是鲜卑人所建,孝文帝移风易俗,不许穿鲜卑服、说鲜卑语,只许穿汉服、讲汉语。北魏的汉化政策,使其迎来了鼎盛时期。因为学识渊博,郑道昭受到了孝文帝赏识,经常与他饮酒赋诗。史书记载,太和十九年(495年),郑道昭随孝文帝南征,在悬瓠(今河南汝南)君臣酒酣作歌,孝文帝首先歌曰:“白日光天兮无不曜,江左一隅独未照。”郑道昭的和歌是:“皇风一鼓兮九地匝,戴日依天清六和。”孝文帝非常高兴,郑道昭升任中书侍郎,转通直散骑常侍。此事传为佳话,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。

然而,四年之后,孝文帝就染病去世。再加上受其兄郑思和谋反一事牵连,郑道昭被降为咨议参军,从此他开始了历时十年的宦海坎坷之路。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(504年),49岁的郑道昭被任命为国子祭酒,这相当于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。据记载,郑道昭三次给北魏宣武帝元恪上表,希望重视国子学,崇尚文治,重刊石经。可宣武帝沉迷佛教,广造佛堂,并不重视儒学教育,这让郑道昭很是失望。

他的碑刻不少是率性而作

永平三年(510年),郑道昭出任光州(治所掖县 ,今莱州)刺史、平东将军,后又任青州刺史。此时受当时道家思想的影响,郑道昭开始寄情于山水,抒发内心的压抑和不满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郑道昭题写了不少碑刻。

魏晋南北朝,是一个大动荡、大变化的时代,朝代更迭,南北民族交融。由于南北地域性的差异,形成了所谓的“南帖北碑”。如北方书家长于碑榜、志铭,风格庄重朴茂,豪迈浑穆,南方书家书体流便婉丽,潇洒飘逸。书体在这个时期逐渐由汉隶向楷书演变,“魏碑体”在这种情况下便应运而生。

张璋在《北魏著名书法家郑道昭:书法成就世人景仰》一文中说,郑道昭在光州、青州期间留下了大量的魏碑石刻,合称云峰刻石 。由于年代久远,保存到现在的魏碑全国不到200种,其中自称流派的大概只有10家。而郑道昭的碑铭,现存有40余种,不论从数量还是艺术造诣来讲,都冠群家之首。这些碑刻主要集中在山东的青州、平度、莱州等地。云峰刻石中比较著名的有天柱山的《郑文公上碑》,云峰山的《郑文公下碑》《论经书诗》《观海童诗》,玲珑山的《白驹谷题名》等。

郑道昭的碑刻不少是率性而作。有一天,郑道昭忽发游兴,顺着南阳河溯源而上,来到玲珑山。山势陡峭,山路崎岖,郑道昭边走边看,兴趣盎然。登上山顶,云雾飞掠,山势磅礴,满目青山,尽入眼帘。游兴之极,酣畅淋漓,郑道昭索性脱掉衣衫,摘掉冕冠,得意忘形,怡然自得,令白云观道长准备笔砚,挥笔写下“荥阳郑道昭解衣冠处”,好一派放浪形骸的魏晋风度!

郑道昭在山东为官六年,也没什么特别的政绩,但他的摩崖石刻却在山中石壁上保存下来,并且越来越焕发出书法艺术的光辉。

《郑文公上碑》为啥在平度天柱山

在郑道昭众多的书法作品中,最著名的是《郑文公碑》。《郑文公碑》又名《郑羲碑》,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(511年),是郑道昭为其父郑羲所书刻之碑。这块碑分为上碑和下碑,其先在平度天柱山刻了上碑 ,后在掖县云峰山刻了下碑。

天柱山古称高宝山,位于平度市大泽山镇的北隋村之北1.5公里处,海拔280米。矗立在天柱山之阳的《郑文公上碑》,刻在一块天然巨石上,高3.2米,宽1.5米,阴文20行,每行40至50字不等,共计881个字,碑文历经1400余年至今仍清晰可辨。该碑碑文记述了郑道昭之父郑羲的生平事迹和著述。因郑羲的谥号为郑文公,故此碑的全称为“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”。

不过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,郑道昭老家在河南开封,怎么跑到平度给父亲“立碑”呢?这里面还藏着一个故事。

江苏作家诸荣会的《“擦边球”郑文<公碑>》中提到了这件事:郑道昭的父亲郑羲虽然有才华,但性贪而吝,多受贿赂。他去世后,孝文帝赐谥号“文灵”,博闻多见谓之“文”,不勤成名谓之“灵”,可见这“灵”字若用在谥号中,并不是个好词。郑道昭自然不希望父亲死后还背负恶谥,可他知道孝文帝说一不二,也不敢在孝文帝面前多言。不久后,孝文帝去世,其次子继位,是为宣武帝。

后来,郑道昭当了光州刺史。有一次 ,他看到一尊新起的石碑字迹甚美 ,原本是书法家的他被书法吸引着细看起碑文来,看着看着他忽然间心头一震,来了灵感,有了主意,因为他看到此碑文上有造碑者给死者的私谥——父亲的官谥既然难以改易,何不也为父亲加一私谥呢!很快郑道昭就想好了此私谥,就一个“文”字,即仅将父亲的官谥事实上只保留一半——如果朝廷追究,就说这是私谥,朝廷应该也奈何不了;如果朝廷不加追究,就来个“半公半私”。于是,郑道昭为父亲撰写了碑文,碑文内容自然多有溢美之词,并在他治下的天柱山上,找了一处较好的山崖刻了一通;稍后他又在云峰山下发现一处更好的山石 ,他索性又将碑文重书重刻了一通。于是渤海之滨的大山里,就留下了两通《郑文公碑》,前者被称为“上碑”,后者则被称为“下碑”。

《郑文公碑》名为碑 ,但和一般碑的形式不同,其实它是摩崖石刻,就是在山崖上找一块平整的石面,或削平一块石面,在上面书丹镌刻文字。摩崖石刻的书写和镌刻难度比石碑大 ,且长年风吹雨淋日晒,不易保存。

摩崖石刻是青岛首个“国字号”

郑道昭虽然被称为“书法北圣”,可是在史书中并没有他擅长书法的记载。他又是怎样赢得后人认可的呢?这跟《郑文公碑》的再度被发现很有关系。

据《平度史话》记载,《郑文公碑》僻处丛山深处的峭崖之上,镌成之后曾有五六百年之久寂然不为人知。到北宋末年,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在《金石录》里首次予以收录,但当时未引起书法界的注意。到清代中后期,一批杰出的书法艺术家,如包世臣、叶昌炽等,因不满意早已流于庸俗的官方倡扬的“馆阁”书体,力斥当时统治书坛的“帖学”萎靡之风,倡导学习魏碑书法之长,于是隐藏了千年之久的魏碑珍品《郑文公碑》终被世人所知,清末以来它的拓本流传开来,受到书法家和学者们的重视 。

天柱山也成了书界圣地。包世臣评价说:“北碑体多旁出,《郑文公碑》字独真正,而篆势、分韵、草情毕具其中。”康有为先生说:“刻石如阿房宫,楼阁锦密,体高气逸,密致而通理,如仙人啸树,海客泛槎,令人想象无尽”,并赞其“魄力雄强,气象浑穆,笔法跳跃,点画峻厚,意态奇逸,精神飞动,兴趣酣足,骨法洞达,结构天成,血肉丰满”。可以说,气象万千的魏碑艺术极大地抚慰了晚年康有为的精神世界。

1984年,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88岁高龄时,亲自扶杖登天柱山观赏《郑文公上碑》,并欣然题写了“瑰玮博大 ,绝壁生辉”八个大字。1988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中,平度的天柱山摩崖石刻(《郑文公上碑》)是当时青岛辖区内唯一一个“国字号”。

红瓦绿树碧海蓝天